中国自建党以来就非常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建立起自中央到基层的完备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随着中央苏区的建立与发展，急需大批干部，而当时干部数量、质量与革命需要之间存在不少矛盾。1931年8月27日，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指出：“因干部需要的增加与干部的缺乏，形成干部恐慌的现象，成为党在执行政治上组织上的紧急任务中一个严重的困难问题。”

　　为培养大批适合革命需要的干部，中央苏区开始着手建立面向不同对象的干部教育体系，建立了一批干部培训学校。在军队干部培训方面，1931年创办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来发展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校址设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红校创办之初，就强调，新旧军阀都懂得，有军必有校，治军先治校，过去办了一个黄埔，现在我们红军要办一个“红埔”。此外，为了教学更有针对性，还设立了若干兵种的学校，培养步兵、游击干部等。党政干部方面，建立起了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大学、红色看护学校、中央农业学校等。

　　中央苏区的干部培训教育有五个特点：一是始终高度重视。据统计，从1931年11月到1933年底的两年中，根据现有史料可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39次常委会中，专门或作为一项议程研究干部教育和苏区教育工作的就有20次之多。二是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比如马克思大学高级班的课程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人运动等。三是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苏区时期的干部培训，注重干部在培训过程中联系革命战争、联系生产劳动、联系人民群众，所以在课程设计上，有一些实际应用的课程。比如苏维埃大学课程包括苏维埃工作的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三项。四是部分班次由领导人亲自授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讲授苏维埃运动史，讲授职工运动史。周恩来、朱德、讲授军事课，任弼时、讲授党史，徐特立讲授世界地理。五是学校的学制灵活，以短期培训为主。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环境已发生变化，BB电子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则退而居其次，党的任务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要求有相适应的干部力量作为支撑。

　　为适应抗日战争新环境，党中央开始对干部教育政策进行调整。1937年7月23日，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明确提出：“实施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8月25日，中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再次明确了抗日时期教育政策，即“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40年至1942年，中央相继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和决定，对抗战时期干部教育的方针政策作了规定。

　　这些规定明确了干部教育工作及在职干部教育工作的地位，指出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是第一位的，明确了干部教育的方针，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应用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同时明确了课程设置。

　　其中，《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自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在许多地方与许多部门的在职干部中引起了学习的热潮，这是极好的现象。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在有些地方与有些部门中，甚至还没有开始。该《决定》进一步指出了在职干部教育的范围，即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为保证学习质量，该《决定》要求中央宣传部订立对于在职干部教育的考核、测验与赏罚制度。

　　在中央直接领导下，一大批干部培训学校建立起来，为抗战的胜利培养了大批干部，为保证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执行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政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中国民主革命进入到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夏，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开辟了大片的新解放区。这时，长期困扰我们党的干部不足和素质不高方面的问题再次凸显，尤其是随着地方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此问题更加突出。比如1948年8月，就谈到：“我们总感到干部补充甚不及时，影响工作甚巨，特别是财经干部太少，更感苦恼。”

　　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

　　为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党的干部培训工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一是进一步加强在职教育。1948年11月，中央华北局下发《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1949年8月，中央东北局作出《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这些决定详细规定了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方法、学习制度等，推动了在职教育的有序发展。二是建立或接管了一批干部培训学校，开办了一批干部培训班。解放战争时期，干部培训逐步走向正规化，如华北解放区新建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军区军政大学、新华大学等，接管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一批高等、中等学校。三是把军队变成工作队。曾经设想，新解放区干部主要由部队自己培养解决。按照的指示，各部队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城市政策、工作作风、群众路线等的教育，为解放城市、管理城市、建立政权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但此时，党面临着诸多执政挑战，比如军事方面，有许多地区等待解放，军队在西北、西南等地还有百万的残余军队；经济方面，党接收的是留下的一个烂摊子，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政治方面，败退后留下了大量特务、土匪和反动会道门分子。这样的局势，对党的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此时，党的干部素质能力与执政要求是不相适应的，难以担负起管理城市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重任。为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局势，党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进行调整。

　　首先，成立了各种培训机构，包括临时速成班、工农学校、革命大学等，培养大量的干部，初步解决干部数量不足的问题。针对具有初步文化水平的干部，成立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针对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则成立干部业余理论学校，以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水平，到1953年，全国已有各类干部业余理论学校842所，参加学习的在职干部达43万余人。

　　其次，注重对干部业务素质的培训。从1951年到1954年，全国高等院校招收了2.2万余名机关、企业的干部和优秀工人入学深造。1956年起举办的领导干部特别班计划三五年内分批抽调2000名企业领导骨干入学，1956年一年就抽调了500名。这批骨干学员经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大部分成长为领导经济建设的骨干。

　　培训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建立起以党校为主要阵地的干部培训体系。至20世纪60年代，初步形成了中央、省、市、县四级党校教育网络，适应了不同层次教育培训干部的需要，大幅度提高了培训质量。当时中央将党校划分为高级党校、中级党校和初级党校三个层次，每个层次的党校培训学员不一样，课程设置上也不一样，培训更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