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今天出席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亲自为首届咨询委员颁发了证书。晚上，国务委员还宴请了首届全体委员，并向他们一一敬酒。”

　　11月18日傍晚，一条先是由微博传来、后经央视晚间新闻证实的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

　　今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转变政府教育管理的职能，其中准备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教育咨询委员会，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咨询认证，提高重大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在不长的时间内，稳步推进的教育改革已经付诸实施了。

　　电视镜头前一一闪过的熟悉身影教育部原分管高等教育的副部长吴启迪，原分管基础教育的副部长王湛，北京市教委前主任、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陶西平让我不由产生一个疑问：教育咨询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是不是还局限于教育圈子内的人物，包括一些刚刚从教育行政部门退下来的政府官员。

　　这一疑问很快便得到消除。经电话询问，同时接到首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聘书的还有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著名学者杨东平，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院长施一公等一批经常对中国教育现状发出批评声音的“持不同意见者”。

　　这是值得重视的变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情况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2004年两会期间，中国青年报拟举办一个圆桌论坛邀请教育部官员、人大代表、民间学者和记者四方共同探讨“农村教育问题”。只因有杨东平出席，当时的教育部领导作出了“拒绝对线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以后，中国青年报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举办一个“公民从地震中走来”特别论坛，也是因为杨东平可能到场，原确定出席的教育部某官员不愿露面，临时找了一个推脱的理由。

　　在自2002年开始举办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的形象就被定格为类似法国艺术大师罗丹手下的雕塑作品“思想者”。当其他中国校长热衷于做“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战略与实践”的宏大叙事时，惟有这位清瘦修长的校长拿着一张薄纸缓步走上讲台，开始谈他思考着的“我国建设一流大学的几个战略问题”。他语气平和但问题指向尖锐，在一些同行和领导眼里，这种不断提出问题的发言显得那么不合时宜。站在这样的讲坛上，朱清时常常是孤独的，以至于有一次，带有东北人某种豪气的同道者、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忍不住主动跳到主席台上，从道义上声援了这位“孤独的思想者”。

　　今年4月8日，杨东平和另一位社会知名的教育时评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第一次走进了教育部的大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领导小组邀请他们和其他10来位不同方面的代表一起到教育部，当面诚恳地向他们征求对《规划纲要》的意见和建议。

　　这种开放的姿态还在延续。这次首届国家教育咨询会数量有限的64名委员中，既有来自教育部的代表，也有教育部门之外的专家，如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陈宇等，还有像杨东平这样一些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为对象、持民间立场的教育研究者，形成了超乎教育部门之上的多元组合。

　　新成立的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带上了开放的印记。在一种开放的心态和环境下，不同的声音不再变得那么可怕；不同的立场也不再作为划分敌我的界限。每个人尽管身份不同，角色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不同，但不妨害他们都可以成为关心和促进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考者、建设者，成为推动中国教育改革与房展的积极力量。

　　历史的进步常常是具体的。这种历史的进步我们已经能明显地感知到。有人说，这不过是有限的进步。尽管有限，但也是进步，我们应该为社会出现的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感到高BB电子兴。